前幾天我把我在東吳大學社會系「文化經濟」座談會中的發言整理出一部份，放到了blog上頭，份量大約Jerry全部發言的三分之一。
本來我以為是刪掉了1/2，也就是把後面關於「文化經濟」的幾個研究方向的提案給拿掉。前幾天收到東吳來信，這才發現還有開放發言後我的一段最後回應，今天因為是截止日，我臨時挪出時間把那部份給清出來。
蔣老師的發言我未徵詢其同意不好放上來，我的回應有點零散，但這還是整理過的，只是留個紀錄。因為回頭看，內容有點乾澀，而且不少是關於研究的話題，所以從View Pionts移動到這裡來。
我想來回應一下剛剛蔣老師所講的內容。我研究過Nike、Reebok等國際品牌的採購/供應網絡，也寫過一些與世界體系相關的論文，有一些想法可以分享。
沒錯，我們一旦貼近觀察全球商品鏈，就會發現到一個辨別這個鏈上面差別點最顯眼的地方是不同人群空間流動的限制。在中國內陸的許多人可能一輩子都在那不動，生活可能一生都不脫鄰近村莊的範圍。就算他們也許被Discovery的攝影隊拍攝到，我們可以在台北的電視螢幕上跟他們照會，但我們看，他們被看，全球資訊與影響流進流出我們客廳，但是這都跟「被看」而「不移動」（或者相較之下幾乎可以說不動）的他們毫無關係。這些生命情境大致上就是這樣。
然後，更遠的南方因為國際資本的流動產生了對勞動供給的吸引，一旦他們獲知了機會，便會開始帶動人口的移動，從內地的老家靠著雙腳緩慢地向南方集中。在譬如廣州附近一帶的城鎮，如果幸運的話，找到個工作機會便又進入另一種停滯的狀態，在那邊一天做上十幾個小時，一週滿滿做上七天，工作的時間他們的身體只能在規定的範圍內擺動，因為那個生產線在動，你必須要去配合它，當然更不可能到處移走。
如果你有一點教育背景加上一些努力，可能被選上當一條生產線的班長之類，你就可以被允許這樣來回縱向地移動。如果你是經理，你就可以上下樓層、來回於辦公室與製造現場地立體移動。如果你是個研究者，你就可以坐著飛機四處走動，然後回去將所見寫成報告，或者在這裡跟大家談「他們」的故事。
我的意思是，這當中流動速度與範圍的差別確實是決定一個個的個人生命情境的關鍵東西。在Nike的研究做完了以後，國際anti-Nike Campaign的人曾經跑來找我，因為我在Nike工廠待上一段時間、有就近觀察過的經驗。他們就有點鼓勵我去揭發他們的惡習，有點變身成為臥底的感覺。我想了想就拒絕了，除了研究倫理的考量外，說實在的我還有不同一的實質理由，你看我剛剛講的話裡面，「流動帶來希望」我還是承認這樣的東西的，當然這些希望能不能實現也是倍受考驗。
另外，我看到Nike工廠工人的工作條件，他們的待遇是比不在 Nike工廠裡工人的生活環境要好很多。我親眼看過，知道那些品牌廠之外的勞工是在怎樣令人不忍卒賭的工作環境中過活、爭口飯吃。
那我支不支持Anti-Nike Campaign？我是支持的。
後來Nike在運動壓力下採行了一些勞動基準的措施，譬如關於工時、工作環境等的改善等等。這些就是要他具體做出承諾，然後可以被檢視是否能夠deliver。在我看來這是好的發展，或許在一些人眼中我這種看法很naïve。對單一廠商進行施壓，就運動而言自然會比較有效果、容易引起社會視聽，等於是順水推舟搭了Nike的廣告效果。但是，我們如果看看更廣大第三世界的勞動市場還有市場競爭的驅力，其實還是會有所保留的，因為你不知道最後到底懲罰到的是誰？我倒覺得應該放更大的力氣在給國家施壓，或者要將眼光注意到Nike之外的更多下層鞋廠。
我支持反Nike的原因是什麼？我覺得Nike的廣告本身就是一種倫理論述，你說要人家Just do it，要 Free like a bird，生活要享樂；而這些工人在那邊辛苦工作，別人當然就有理由要求你。開玩笑講，如果你的廣告是Life is bitter，那麼製造你鞋子的工人事實上也就是這樣，那人家就沒有話說嘛！你如此宣稱，你就得承擔這東西，因為你在做倫理的勸說，你許諾那樣的東西給消費者，跟他們之間有個價值默契在，所以人家要求你改善勞動條件自然正當。
為什麼要提這一點呢？我從蔣老師的發言中嗅到一些解構的味道，我想要提出一點不一樣的看法，這也跟我認為「文化經濟」可以更擴大到「道德經濟」等的研究方向有關。我以前曾經很崇拜Foucault，書放在床頭每天想到就讀一段話當啟示，可是我現在越來越對他保持警覺。Foucault式的世界觀把文化這東西當成一種龐大的論述，然後配合論述/實踐，這些知識也跟著身體化，會去discipline我們，塑造我們的行動性（agency），承諾我們主體性（subjectivity）。
但實際去操作這種分析，經常把真實的人的真實聲音，而且還是倫理的聲音，當成只是一種去document那個discourse的東西，一些沒有價值倫理深度的「表面浮淺化」的資料，它們既不向上彰顯「價值」、也不向內指向人更深邃的倫理感、公平感。表面上這樣的流行學術論述是很犀利、很有洞察力，但它的根處其實是一種虛無主義，它本身的價值基礎拒絕被檢視的，也不能夠指向跟社會上真實的人的認真對話，因為「對話性」會預設一些倫理性的東西，而那會挖到自己的牆角。Foucault的東西看起來很「平等主義」，但其實它反而是很精英主義的東西。我們要去堤防這種陷阱。
蔣老師提到一種「尋根感」、「地方感」，我覺得這是很好的分叉點。我想到在美國讀書的時候，許多老師、學生、社區居民都刻意去支持護衛一家鎮上的小書店，雖然書可能貴了點但大家仍願意去買，同樣也是出於一種凝聚的社群感。我覺得，我們應該去仔細辨識與聆聽讓它們成為「可欲」的那種道德感知，那是構成「社會」、構成「社會中的人」，而且使我們在差異中卻可溝通的非常基本的東西。
Nike那些放在商業媒體的操縱上來看非常浮淺的slogan或者視覺的impacts，為甚麼會被那些社運人士拿來當成槓桿來牽制Nike自己？因為那暗示一種倫理的聲音，也是在一雙運動鞋的買賣中被放在背景承諾的東西；我再講極端一點，它在全球商品鍊上的流民、移工、消費者之間都是可理解的。我一點都不懷疑一個長久居住在廣西鄉下的年輕人會因為看了Nike「Just to It」的廣告影片而下定決心靠兩條腿走向南方尋找機會。那是「虛假意識」？是「論述/實踐」的效果？我不那麼認為，「希望」跟「利益」一樣都是一種真實地存在於社會中的東西。
我最後連帶講一點更學術性的感想。我們在研究「文化經濟」時自然需要一些理論架構的啟發，解構思想與主流經濟學都可以給我們一些幫助，他們在一定範圍裡是全球化、流動化當代的兩個相當具主導性的理解架構。我的話不能講太多、太滿、我也不想惹上麻煩。不過，我是想要提醒，這兩者看似對立但其實有著高度的內在一致性，兩邊的世界裡都是充滿著「不說話的人」，或者說，對他們而言，「對話」在分析上不太具有真切的意義。
但是，我覺得，我們不管是透過推動政策、運動、或者單純實驗一種「好的做生意方式」、設計推銷一個「好的商品」，如果沒有能力或意願去檢視我們倫理判斷的基準，沒有在這種意識下進行各種溝通、對話，我覺得我們是很容易就落入一種沒有站立與分享基礎（ground）的窘境或匱乏。當然這樣想必然會帶來研究與實踐上很大的緊張，但如果像「文化經濟」這種在過去很快就會被認定為一種「消解、融合矛盾的徒勞」在變成如此熱門流行的研究領域後反而快速遺失了這種知性與感性的緊張，那真的非常可惜的一件事。
interesting, i'll be back later
Posted by: Jorbidok | 10/30/2008 at 01:57 PM